Home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6 Issue 1 伦理自觉与权利要求 ──中国文化重建第三探
伦理自觉与权利要求
──中国文化重建第三探
一、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二、传统道德的没落
三、联邦制宜缓行
四、由下而上之路
五、道德重建之路
【作者简历】谢幼田,1979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试,到四川社科院,先后任编辑、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1987年应斯坦福大学邀请到美访问研究,后曾长期在胡佛研究所作研究工作。 

【内容提要】在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同时,建立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包含现代意义的“德”,作为选举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的首要标准,形成重德之风。在制度化之后,培养出追道求德的知识份子精英集团,通过他们化民成俗,进而使家庭中的伦理本位扩之于全社会。民主法制的外在归范,与道德自觉的内在追求,可以由此而双收。 

    当今的民主制度,似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不仅行之于欧洲,也席卷着古老的印度、阿拉伯和中国。但因受不同文化心理的影响,民主制度的色彩各异。就是在西方,美国的总统制、英国的议会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法国民主制度,也各有不同。 

    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模仿西方而建立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在西方,与民主制度相伴随的,有一整套宗教伦理,二者的互补才有西方在近代的昌盛。中国不可能在将来建立一套影响广泛的西方式的宗教体系,以根本改变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假定一个纯粹的外在的法制社会能成功建立,但没有一套自内的伦理约束相补充,常识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崩溃。 

    我们民族的祖先,恰恰在伦理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 

    本文要提出的是:在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同时,建立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包含现代意义的“德”,作为选举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的首要标准,形成重德之风。在制度化之后,培养出追道求德的知识份子精英集团,通过他们化民成俗,进而使家庭中的伦理本位扩之于全社会。民主法制的外在归范,与道德自觉的内在追求,可以由此而双收。 

一、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论述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一定要涉及儒家的民本思想。不过,民本思想是帝王政治的大政方略,对于今天的作用有限。 

    孔子之前的经书中,民本思想就很普遍。如《左传》记载,随国臣子季梁认为民高于神:“所谓道,忠于神而信于民。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商代主张“敬天保民”,至周代,演化而成“敬德保民”。《诗经》的《雅》、《颂》中不乏歌颂文王的诗作,主要歌颂他如何保民而王。甚至比文王更早的古公擅父,为了避免战祸殃及百姓,而将都城由豳迁至歧。《诗经.绵》和司马迁的《史记》都记载了在迁徙过程中,君与民如何生死与共。《尚书.泰誓》是战国思想的反映,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甚至指出“天立君,是为民”。若以百姓的富祉作为评价标准的话,民本思想使古代的中国百姓少吃许多苦痛,并且应当是那时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集大成的是孟子,在《梁惠王》和《公孙丑》章句中有十分详尽的表述。荀子也说得很明确:“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 

    汉朝开始,民本思想在约束君权和批判专制方面,有不能低估的正面作用。贾谊在他有名的《过秦论》中,将暴秦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对西汉儒学起到统一作用的董仲舒以《春秋繁露》最有名。他把起决定作用的“天”压在现实“君”的头上,要“王者欲为,宜求诸于天”。天意表现民意,以灾异现像示之。自此之后,民本思想始终是对君权约束的最重要的力量:《大学》的“挈矩之道”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要君王随时要将心比己的格言提醒着帝王,并且上有苍天监视,各朝代的平民出身的众多宰相们也据此力谏。 

    但是,这始终是给君王出主意而已。仅仅是批判的理论,是理想的治理原则。实际的历史中充其量是略知克制的君本位而已。各个朝代有多少宰相死于君王的屠刀之下? 

    其局限性还表现在: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德治,即任德不任刑。要求君王修身,通过正心诚意,而达到自觉实行仁政。君王在这里并未受到外在的法律的约束,百姓也未受到制度的保护。各个朝代后期的衰世,都有肆意横行的暴政,百姓有何办法? 

    第三,如果碰上不知修身而荒淫无道的帝王,百姓该做甚么?本来,孔子修订《春秋》,照史书的记载,会使暴君凶父惧,使乱臣贼子惧。但是如今读《春秋》,则此意很不明显,连梁漱溟先生长期也读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义。大概因为处于专制之下,乾嘉学派的大师们,也竟然未加考证。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复观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间,发现凡是不利于君王的话,被悄悄删除了。如今线索不明,只有孟子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矣”还存在。孟子的话本来给了造暴君的反的权利,有相当可贵之处,可惜在事实上不存在。百姓只有期待帝王的道德的自觉。世世代代下来,被动服从的民性就形成了。 

    民本与民主,其主体都是民,但是民本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施与;而民主靠的是自下而上的争取。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主题是人的觉醒。有此基础,才有后来保护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的出现。 

二、传统道德的没落  

    现代的政治制度,以民主制度的优点较多。但是对于社会而论,这只是重要的一部份。因为任何法,都是自外对人的强制,人因畏惧而服从。但是,无论如何周密,总会有漏洞。例如美国,法律涵盖各方,但在保险、移民等行业,都有人专门以攒法律漏洞为生,犹其是律师。并且,法不治众,美国这个法制国家,对于青少年中高比例的犯罪,毫无办法。关键在于,在法律面前,人永远是被动的。 

    但是,面对国家和社会,自古中国人就讲究道德自觉,讲究人的主动。 

    梁漱溟先生在几十年前指出,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国家的强制不明显;刚去世不久的牟宗三先生,很精辟地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是:主体性和道德性。 

    荀子作为儒家,继承了民本等思想,但是因为他太重经验,主张性恶,实质成为了人君独裁的依据。他的影响在汉学。 

    深深影响中国文化心理的孟子儒家一系,认为天下是和谐的,人的性本善与天道一致,故做起合乎仁的事情来,是很快乐的。他认为任何人如看见小孩子掉入井里,会自发去救助,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天下也。”孟子认为做起合乎自己本性的事来,非常快乐。这使得中国传统的人生,洋溢着乐观的气氛。不像西方的“原罪”,或反映印度精神的佛教的“四圣谛”中的“苦谛”,居于首要位置。 

    主体性和道德性行之于政治,要求从政者的人格在一切之上。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 

    而孔子时代到司马迁时代已经数百年,可是司马迁对他的敬佩高于任何王侯或贤人,他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他的学说和人格都很高之故。孔子说:“我欲行仁,斯仁至矣。”这是道德的自觉,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即根置其上。 

    可以用“修己安人”概括的儒家学说,为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存在依据。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第一次成功用之于社会,是在汉代,从而形成汉代重德之风的精英文化和世俗风气。 

    通过平民知识份子当宰相,将传统的贵族和军人排出政府,逐渐形成了宫廷与政府的分治;贾宜和董仲舒倡导的礼乐教化,以及变法让贤风气的开创,形成空前的德治局面。特别在东汉时期,由基层按人口比例给政府举荐道德高尚的人,即举贤良和孝廉,使得也有出路。那时的太学生聚集于京师,形成德才出众的知识份子群体,以德为标准议论政治,即所谓“清议”,使整个社会出现追道求德的新风。 

    《汉书》《后汉书》有许多徵贤求德的文件:西汉初立,刘邦求贤:“今吾以天下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贤士大夫有从我游者,吾能遵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下诏求人才:“盖有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才......今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可为将相及使绝国。”成都才子司马相如以辞赋著称,被选为郎官,他上书谏天子不要图一时安乐;路温书上书宣帝,主张尚德缓刑;东汉初的马援在给侄女的信中,全是一些敦厚周慎,谦约节俭的教导。后世对东汉的士大夫赞美最多。范仲淹称赞光武的友人严子陵的“独不事王侯”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严先生祠堂记》)。苏轼对东汉以后的文化持批评态度,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观贞,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近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那时的士大夫追求的美德有八项,虽然有偏狭等缺点。 

    繁荣的唐代,儒道佛杂处。韩愈为维护儒家而在《原道》中形容道:“今也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显然,这是不同价值观的杂处的局面。 

    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而至宋,才有儒学的另一高峰的出现。徐复观评论道:“我们应当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程朱陆王这一辈人出来,指出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足地;何者是士人的真事业,何者是士人的真责任。”(《学术与政治之间》) 

    大一统的国家传至明清,成为了真正的专制社会,宰相制被废除,特务和佞臣横行。以八股试士的科举制度,使读书成为利禄之门,许多知识份子因此做了奴才。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的学问各有所成,但是他们力争恢读书人的人格自尊以制衡朝廷。 

    “五四”否定传统文化,刮起了西化风,虽然只吹袭于大城市,造成的文化真空为苏俄来的共产主义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方便。 

    毛泽东以“封建”二字勾销了中国文化;在建立政权后,立即屠杀了数百万保存中国文化的精英──乡绅;毛以自苏俄来的价值观建立了中共的斗争文化,并以空前严密的组织社会贯彻之。传统的修身养性被换其内容,要人们把一切献给党。稍微有不满者,立即成为阶下囚。从毛泽东立国至死,从未一刻停止过整知识份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所谓共产主义的道德体系已无存;近十年来的商品潮,则带来了谋利至上的思潮;传统的伦理虽然正在其中复苏,成了“礼失,寻诸野”的局面。但是,通过内省而达到超越的精英文化,也许仅仅正在萌芽。 

    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中国文化已经坠落到底,那是在中共政权的初期;真正空前的大破坏,是在“文革”。我曾在1972年访拜曲阜孔林,巨碑伏倒在地,坟处被挖成一个大水坑。这是中华民族遭受的空前浩劫。

    每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种精神来凝聚;每一个国家,需要有一种理论来支持其存在;每一个人,需要一种哲学来解释生命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命之所依,无民族精神的民族,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思想的道德性与主体性,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将是精神空虚的世界大家庭之宝。重建中国文化,是今后数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三、联邦制宜缓行  

    相对之下,民主制度是目前缺点稍微少一些的制度。就连中共也要用“人代会”来装饰门面。但是,真正要在如此一个大国实行起来,问题会很多。基本在于,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个人权利要求的觉醒,民主政治常常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和政治家手中的戏法。因此,第一步一定要启发人们的个人权利要求。 

    联邦制本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若没有民主意识的普及,没有民主制度的推行为前提,以历史经验看,往往会导致分裂动乱的悲剧。 

    历史的事实是,任何传统制度,都无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西汉初有七王之乱,东汉亡于士族的割据。(黄巾仅仅削弱东汉,已经平定)那时河北有袁绍和公孙钻,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野心枭雄们埋葬了东汉。 

    然后,是魏晋南北的长期分裂战争。 

    盛唐亡于藩镇割据。先是有功之臣都封王于外,成为割据基础;降将也受封,大多成为了后来的军阀。自“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始终在中央与地方割据者的冲突中度过,直到灭亡。伟大诗人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的前后,他深刻的反应了分裂带给人民的痛苦。 

    接着的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也是人民受苦和文化的大倒退、大破坏时代。 

    宋太祖鉴于唐朝失败于割据的教训,演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戏,武臣自此不能再带兵和管理地方行政。但是这造成地方贫弱不堪,一切集中卞京的缺陷。等到首都一失,政权只好南迁,就有后来儿皇帝的屈辱。 

    省制起于元明。元代的异族统治者为了镇压反抗,设立了十个派出的中书省。明代划十三个布镇使司,钱穆写道:“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司......这许多官的下面,才是州府和县,县官压得太可怜了。”(《中国政治得失》) 

    明代明臣方孝儒论述历代兴王的原因,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颇为深刻:“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诸侯之强耳。变封建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有七国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柞;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由亡之为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帝国。”(方孝儒《深虑论》)他深为不解的是,多少盖世之才,为何顾此失彼呢?他回到儒家的德治和民本主张:“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方孝儒实际否定了在集权统制之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解决的可能性。他所归结的治世原则,任然是儒家的民治,并没有实现的方法。《三国演义》著名的开篇警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是对于在集权制度下不能解决分合问题的深刻观察。 

    民国建立之后,在1920年左右,联省自治之说很流行,除了少数有保境安民之意,多数是地方军阀们为了保护自己私利而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分裂运动。 

    胡适根据历史指出,中央集权弱了,就分,分后大家打得精疲力尽,才合起来。(《联省自制与军阀割据》)。显然,联省自制只有在走出了民主的第一步之后,才可以考虑推行。 

四、由下而上之路  

    现代民主是从制度入手,让权力之源来自民众,而解决古代的实际的君本与理论的民本的脱节问题。 

    在中国的困难是,权利之源的民──没有经过西方式的个人权利觉醒运动,普遍并不要求个人权利,常常希望包公式的人物来保护自己。就连在民主制上已做出表率的台湾,在九三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连续剧竟然是《包公》,可见期待清官保护的文化心理。台湾的民主是上下结合而成。 

    如何使包括有十亿多农民的十二亿“民”,有个人权利的觉醒呢?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一千年中世纪的反动,毛泽东时代虽然很像,毕竟很短,中国的文化心理也不一样。如今仍然天高皇帝远,谁去当皇帝?当得如何?他们管得着吗?有多少比例的农民,现在叫得出决定他们命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呢?就是有启发民主意识责任的先知先觉们,自己内在的民主素质又如何? 

    但是,每一个农民叫得出直接统治他们的村长和乡长的名字,每一位小贩叫得出直接抽取他们税金的官员名字。对于其中的多数人,百姓们怨恨而又害怕。 

    民主就是要从与百姓有切肤之感的官员的选举开始,多数人在此可能产生个人的权利觉醒。先知先觉们乘此可以对基层粗浅的权力要求推波助澜。如果公开恢复私有财产所有制,如土地等等,也可引发个人的权利觉醒。 

    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建国大纲》共有二十五条,其中论及地方自治有十条,十条中有八条属于县自治。可见这是毕其一生的思考和探索的精品。 

    古希腊的民主制只是施行在小城邦;美国这大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先有十二州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台湾数十年的经验,是由乡和县的基层选举开始,自下而上,慢慢推行。 

五、道德重建之路  

    首先的问题是,传统道德在今天有无意义? 

    《诗经.大雅.丞民》有四句诗很有名:“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翻译成现代汉语是:天生众民,有其物必有其则;百姓的常性,是爱好美德。此诗被孔子、孟子、朱熹都加以引证和赞扬过。 

    这涉及到一个宇宙观的问题,即万物是否运行有规则?若有,这规则的性质又如何?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的性质是和谐的,即“诚”,“诚者,天之道”。人如何?不过是“思诚者”或“诚之者”。前面《诗经》中的“好是懿德”就是指人有好美德的本性。这二者一致,则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化育,则可以与天地三矣三。”(《中庸》)“诚”就是天下万物求和谐的原则。毛泽东的矛盾是绝对的宇宙观为之相反。 

    社会中人与人间的关系,儒家认为有五种,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即五伦。君臣关系已不必论之,其余四项,仍然重要。中国传统强调彼此间的义务,孟子在《滕文公上》中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书的阳尊阴卑之说非先秦儒家本意)按照先秦儒家的规定,父子关系的原则是父慈子孝。只强调单方面的孝,是汉儒的风气,《经孝》非孔子作而晚出,学术界已是定论。 

    “五四”以后,一直有人攻击儒者,常以只重伦理的“禁欲主义”名之;十年前的全盘西化之风中,被冠以“磨灭个性”者。这是曲解。儒家经典之中,夫妻关系被作为五伦之一提出来,在《中庸》之中,甚至把整个天下的大道,奠定在其上面:“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熹注解道: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孟子所谓的“亲亲,仁也”,是在将爱亲之情以儒家的最高的道德境界肯定之。爱亲之情包含人的基本欲求,丝毫不与伦理准则“仁”对立,恰恰是其理性伸延,这就是伦理与情欲间的中庸之道。 

    兄弟间的关系,仍然是以相互慈爱敬重为原则。问题在于,敬长是否就意味着不平等?孟子告子中有一段话说明这种关系:“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怀仁义就是“去利”。没有利害观念,敬长就纯粹是一种亲爱之情的理性伸延,做弟的只要怀仁,自然就会敬长。以敬长慈幼原则使这层社会关系和谐,使人生多一份温暖。 

    《论语》开篇第二句话是“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见孔子对于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的重视。“信”是朋友关系的原则,这也是曾子自省的三项内容之一,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也是孔子“敬事而信”的治国原则之一。信的含意是“言之有实”(依据朱熹注释)。对待朋友诚挚不欺,言之有实应是起码原则。 

    儒家的五伦之中,有三伦都在家庭。因为家庭是伦理的基本着落点,人生的基本所依靠者,所以欲“治国平天下”者也必须先“齐其家”,家庭和谐了,才有资格扩之与天下。 

    在今天,除了君臣关系已经过时之外,其他的四伦仍然存在,再加上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是以毛泽东的原则: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那么传统的伦理准则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整个社会准则以和谐为好,传统的伦理就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长期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之上,要人们为主义献身。通过“文革”和八十年代的商品潮的冲击,这套曾经短期很成功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 

    不可能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并且有优长历史的国度,去建立一套基督教或依斯兰教的伦理体系。佛教早在唐代就中国化。 

    除了重建儒家道德,中华民族别无选择。当然,秦汉之后的任何阳尊阴卑的道德必在淘汰之列。特别重要的是,要吸取不同文化的长处。 

    如何获得动力?良方就是将学习西方民主的基层官员选举制度,和重振传统美德之举结合起来。即吸收汉代以德为准,在基层选举官员的制度。但汉代以孝为基本德行的标准已经肯定不行。 

    选举公仆的主要标准似乎应当是:家庭和睦,对人诚信,为大众服务热心,遇事讲是非原则,等等。当然,能力也是重要标准。实际生活中,人们从来多是以德为准来待人接物的。这是残存的文化基础。 

    如果全国轰轰烈烈的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选举,都以德为首,很可能会形成一个追道求德的新局面;若持之以恒,会收到化民成俗之效。 

    美国在里根总统上台前的约一百年间,一直是自由派主政。这最大的后果是宗教伦理的衰退,造成目前家庭离婚率高达50%,三分之一的儿童为非婚生育。这些儿童成长以后,经常接受恐怖色情宣传的影响,成为社会犯罪的根源。与三十年前比较,犯罪率增加了560%。美国的前景之忧不仅是经济的,更是道德的。 

    中国最可贵的传统是重视家庭。家庭中保存了人的私欲,私欲伸延出爱亲之情的伦理,人们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受到伦理约束。这是近代中国文化一再受到冲击后,却保持着基本价值观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将会因为选举以德为标准而顺应民情,进而提倡将爱亲之情,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式,扩之于爱社会天下,以建立更高层次的社会伦理。从保存私欲出发,到家庭伦理的与天伦之乐的结合,扩大到天下为公,再上升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所有的阶段都是靠的伦理的自觉,而不是想得到甚么。这正是中国文化之长。 

    在美国,对人们精神和行为影响极大的影视界和新闻系统,从来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社会伦理的空前堕落与他们有关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权利界限来说,他们没有大错。但是要不要讲社会责任呢?这就要求道德自觉,如在美国,估计大约有近二亿枝枪在民间,每年有数万人成枪下鬼,但是禁不了枪,因为拥有枪枝是宪法授与的个人权利。缺乏道德自觉,重视个人权利,是美国文化的优点,也是缺点。将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中国,是否需要舍己之长,去艰难而简单的美国化呢? 

    个人自由,需要民主制度来保护;个人的责任与义务,需要道德自觉来解决。二者不可偏废。基层官吏或民意代表选举标准的道德化,是将二者结合的尝试。 

    也许这是结合中西文化之路。 


(编者注:本文曾在1994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规范分权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