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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Passed, History Made

惊悉李洪林去世,心情很沉痛,我虽然与他只有短暂交往,却也情不自禁地写点回忆文字来悼念他。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河北省委把我由河北大学借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主要任务是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这里还有几位原在中央部门工作的理论工作者,“文革”中他们在干校农场劳动锻炼,落实政策后分配到河北省委宣传部,后来在部内成立理论研究室,其中就有李洪林。

我到宣传部后,也在理论研究室,有一段时间办公地点在一栋楼三层阳面一套里外间的屋子,我在外屋,李洪林在里屋。他生于一九二五年,年长我十二岁,偏高的个子,也较魁梧。一接触此人就感到他很憨厚、实在,言谈不多,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说到要害处,还颇有幽默感,也听说他是个大笔杆子。同事们也知道李洪林读书快、读书多,宣传部和河北日报社两个资料室的藏书,几乎都让李洪林借阅和翻看了。人们还形象地说:“别人借书是一本两本,李洪林借书是一捆一捆。”

我和李洪林一起上班时,他有一本记录传抄诗词的笔记,他常随手翻阅一下,也让我看一看,有揭露批判陈伯达、林彪的,也有揭露批判“四人帮”的,作者有陈毅、赵朴初、郭沫若等,也有的未注明作者是谁。有时工作之余,他常用毛笔在对开的白报纸上书写这些诗词,他的书法也不错。在他传抄的诗词句子下有的画个横杠加个问号,是指传抄肯定有误,但应该是什么字和词也不能随意猜测。恰好,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记录本,他也看一看,将我传抄错的字词做一纠正。个别的他认为我传抄的准确,他也改正一下。当时省委宣传部整理了《“四人帮”反动言论集》等资料,中宣部也发一些批判“四人帮”的资料,还有些各省市宣传部交流的批判资料,都是“四人帮”在各种场合的反动言论,作为我们写批判文章的依据。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不爱动声色的李洪林看着资料有时和我说一两句话:“历史是曲折的,也是无情的,人间正道又是不可阻挡的。”有一次他在看批判资料的间隙,挥毫书写了传抄的一首诗:

大江南北齐愤慨,

快刀斩麻除四害。

人民欢呼庆胜利,

心花怒放喜开怀。

我仔细一看,发现这是一首藏头诗,四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正好是“大快人心”。李洪林说:“此诗艺术性不算高,但政治性强。粉碎‘四人帮确实是大快人心。现在不光内心恨他们了,也可以齐声欢呼胜利了。”

当时我们写批“四人帮”的文章,都是共同讨论,分头执笔,领导定稿,发表在《河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时用“冀言实”之类的名字。与此同时,我们也写些短小的批判文章。比如张春桥也曾抓意识形态,讲的话、干的事都是很“左”的,说穿了就是要培植过火斗争的先锋和造反的英雄。他曾说:“现在要解决的是脖子以上的问题。”脖子以上自然是指脑袋,即指用“左”的思潮改造人们的思想。李洪林说:“别看他们这样说,他们自己天天忘不了解决肚子问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不垮台才怪呢。”当时我写了《脖子上下小议》一篇短文,批判了张春桥,李洪林阅后,过了一段时间发表在《河北日报》上。

我离开河北省委宣传部不久,李洪林的一篇长文《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对理论工作者、科技人员、大中小学教师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革”中知识分子被划分到资产阶级营垒中去,称为“臭老九”。现在李洪林的文章把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在革命及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讲得清楚明白,也批判了“四人帮”的错误观点,大家争着阅读。当时我跑到市里最大的一个报刊销售点去买,恰恰只剩最后一份了,我高兴地一口气读完。有的系政治学习时也宣读一遍这篇文章,有的老师说:李洪林的文章解闷又解渴。我认为这是邓小平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前很有影响的一篇谈知识分子的好文章,对李洪林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水平人们啧啧称赞。

我回河北大学后,曾任哲学系七七级同学的班主任,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时,同学们把校图书馆的写明有哲学、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书都借了出来,其中,对李洪林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方法的几个问题》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学们说,这个小册子既有理论水平,又简单明了。李洪林写这一著作时是三十三岁,年轻有为,令人佩服。

有一天我带领学生去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周恩来总理生平事迹展览,我知道李洪林就在历史博物馆办公,我从传达室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在顶层一个屋子办公,你不好找,我马上下去与你见面。几分钟后他下来了,二人见面互致问候。我知道他承担着很重的工作任务和写作任务,不断有文章问世。这时李洪林五十多岁,精力很好。我对他说:人们都爱看你的文章,请你保重身体,多写好文章。临别时他送给我一些刊物。那几年,李洪林之子李少军正在河北大学求学,李洪林也曾让他带给我一些期刊和文集,我都认真阅读。从这些书刊中已经渗透了一些信息:刘少奇、邓小平的错案要平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也得摘掉,他的上书是为民请命;胡风的“反革命集团案”也该平反。另外还有呼吁农业实行包产到户、工业上实行计件工资等,讲得很有道理。后来这些深得民心又顺乎潮流的事都实现了,也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李洪林离我们而去,九十一岁高龄也无甚遗憾了。几十年间,他百万字的作品,白纸黑字留在了人间,他的文章有的既有现实性、前瞻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和时代痕迹。他是一位不关心个人名利,而关心国家命运、追求真理的理论工作者。他为人谦和,又是能吸纳新知识新文化的人。正如他在《四种主义在中国》一书的作者声明所说:“这是一家之言,欢迎九十九家批评。如果内部摘报,请寄作者一份:以便获得教益,或有申辩可能。”真是大家风范,虚怀若谷。宋代王安石说过:“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意思是只有名与实相符才是正理。粉碎“四人帮”后,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李洪林所起的作用在历史上是要记下重重一笔的。李洪林师长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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