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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禁区的回忆--我与李洪林先生手稿的缘分

6月1日晚,正和朋友说着话,网上传出李洪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狠狠地拍打桌子,啊啊地叫出声来。

从春节就一直说去看望老先生,那时他还没有查出癌,那时他太太病重,后来病逝。记得苏里初五给老先生打电话时,先生说:过几天吧,我最近也比较累,要调整一下。我们知道,这时候看望和打扰是有些一致性,就不时地问候几语,以表关切。

4月,听说老先生也病了,我给少民,李洪林先生的公子,发微信说:人手不够需要帮忙时,我们一定可以的。

4月下旬,听说老先生被确认是癌,我们非常感叹,但还想着,癌在年长的人身上长得慢些,况且肺癌相对好控制。与此同时我们家人也有肺部查出重症的,整个4月一直忙着学习、研究和决断治疗方案,几乎没有喘气的时间。

也是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努力一件事,以老先生当年在《读书》上的文章手稿校样为元素做成书包,早日送给老先生。老先生有书法功底,不仅文章响亮,字也极美,如其文一样,有所传达。

做书包的想法3月31日得到老先生的同意,然后我出差一个月。5月中开始扫图、清晰化、设计,昨天深夜也就是今天凌晨才和设计师及工厂确定了最后的尺寸、颜色、矢量文件图等。凌晨4时我向制作方发出微信:本周我要看到样包!

哪里想到我的动作还是太慢、太慢,每天都有各种不可预料的事情生出。

可是我答应过老先生会送他一些,会给他送去!

刚才我给少民发微信:“少民真是对不起!”同时把图样发给他。

他回我:真好,我父亲会满意的!

我再次听到时代走远的声音。耳在鸣。

除了当年惊读《读书》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与李洪林先生的缘份起于2004年。

那年万圣做了一个系列活动计划,试图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社会转型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化事件”做一回顾。《读书》杂志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2004年又恰逢《读书》创刊25周年,所以那年9月,在沈昌文沈公和吴彬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借万科西山庭院的巨大会所,与万科的广告制作公司合作,搞了一次规模不小、历时两个多月的《读书》杂志特展。

展览的总前言是沈公写的“春潮涌动《读书》时”。至今还记得接沈公这篇前言时那种被感染的激动。我们把这个前言喷绘在近4米高、3米宽的大展板上,展板用多层实木固定矗立,洋红的颜色,非常醒目。

沈公写道:

在改革开放的大纛下,中国出版界十几位元老……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办了《读书》杂志。

这份杂志,篇幅不大,印装不靓,但是却在过去多少年头里,高举启蒙思想大旗,大胆地向统治中国多年的传统愚昧观念宣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文化人的心目中,《读书》从来是思想解放的先头部队和生力军。它最早提出“读书的自由”,批判为读书设禁区,为思想设牢笼。它主张“人的太阳必须升起”,为结束神化和愚昧化打响第一枪。

《读书》的号角已经响过一二十年,今天回顾,它的声音仍然是响亮有力的。

记得那年我和苏里夜晚去沈公家取他藏的所有各期《读书》,我首先翻找1979年4月的创刊号,因为上面有李洪林先生那篇响亮的文章:“读书无禁区”。

沈公又从编辑部借出当年的许多珍贵手稿,郑重地交给我,一纸箱。很多如今已经不在世的老人的手稿,真是几乎当时所有文化名人的手稿。

还有照片,创办《读书》的老出版家、老编辑的照片,他们和作者的、许多老文化人的照片,《读书》杂志举办各种活动的照片,也是一纸箱。

沈公把这两箱东西交给我,连个目录收条都没要,就直接放我们车上了。我当时心中回响的声音是:我一定小心存放,一定不出问题,一定完璧归赵。一年多后,我才有机会把这两个纸箱,一个纸屑都没少地交还给吴老师。交出去后我为其悬着的心才放下,我知道,那里面的东西有多珍贵。

就这样,我看到了李洪林先生“读书无禁区”的手稿,看到了许多关于读书是否有禁区的“读者来信”。记得那篇手稿有十余页,题目从“打破书的禁区”改为“读书无禁区”,我相信这个过程有很多值得记述的讨论,这个应当由沈公和吴彬老师他们写回忆。

我们订做了两个玻璃柜,像放钻石般,把手稿放进去锁上。因为手稿很多,基本上只展示第一页,其它页只能叠放在首页下面。但只有李洪林先生这篇,是订制的两个厘的有机玻璃板,双面夹起来,再用广告钉固定到墙上,每一页都给了单独的展示位置。

从《读书》杂志早期目录上可以看出,当年围绕这篇文章引发了长达两年有余的讨论,只有一个关键词:禁区。读书到底有没有禁区?读书的禁区在哪里?什么类的书可以有禁区?什么类的书不需要禁区?因为是投稿筛选的文章,讨论有水准,不同意见并存,热烈而真诚。

自那次讨论后,中国的出版确如漫长的十年冬季望见一丝春光,深河坚冰触到一阵暖意,铁幕一般的窗子被推开一条缝隙,中国,迎来了最热烈,最广泛,最具吸引力,也最普及的民众读书热潮,中国的出版迎来了最辉煌、最有生命力、对公众生活最具影响、对整个国家最具影响的时代。

为了这个展览,当年我和苏里还跑到西四的一家牌匾店订制了20个《读书》创刊号的木刻书,书面、目录页都是原书的数字扫描文件,电子刻印的。我把那些厚厚的,很有分量的木刻书交给沈公,请他转送给为特展提字或演讲的嘉宾,比如陈原先生、丁聪先生等等。现在我手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一直珍藏在卧室的书柜里。

2004年,启蒙早已落下了帷幕,中国社会转型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但那以后的中国连滚带爬地、咣铛咣铛地导上新的战车,十字街口的各种可能性,便又消解在全球化、互联网……的奔腾中。

那以后,我只偶尔记起来参加过特展的前辈、朋友,来不及回顾。后来,当年来过的老人不断去世,每有一位,我都会想《读书》特展时与他们的一些往事。

再后来沈公来万圣的次数也少了,我们也总是嘴上念叨着、心里想着去看他,可不知为何总在时间上心有余力不足的。我也常想念吴彬老师,我们还是一墙之隔的老邻居呢。

2015年底,距我们搞《读书》特展一晃十年,我在美国南方的诺福克,第一次见到了李洪林先生的公子,也已年过半百的少民兄。少民太太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而我一进门一边脱鞋寒暄,一边就看到了挂在旁边一面墙上的“读书无禁区”几字墨字。其实那面墙前当时并没有开灯,玄关的灯使其在暗影中,孤清而凌冽。

我当时就想,我该为这个历史事件做点什么了。这是我的责任与缘分。

就这样,在我和少民见过一晚之后,应我恳请,李洪林先生抱病为我们手书了“读书无禁区”,本来说我们去看望他时给我们。

也是应我恳请,少民兄也给我手书了这几个字,他的字是家传也是天赋。今年4月底,我从美国带回来了。我会把这两幅珍贵的手书做个好的装置,长久展示在万圣。

少民兄的墨宝“读书无禁区”收到上幅墨宝的同时,托朋友把我从中国翻箱倒柜找出的当年我们编辑印制的《<读书>特展纪念集》寄给了少民,我自己手里也只有几本了。

当我写完上面的文字,整理出插图,距我得知李洪林先生去世已经四个小时了,我以上面的匆匆行文向他致敬,纪念他的那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的文章。

1979年至今,36个年头,读书有没有禁区在那两年早已讨论完毕。后来我们承那些前辈们的努力之福,读到很多很多好书,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许多没有禁区的好书。

李洪林先生千古!

 
 
 
当期期刊
MSC cover 2021-issue2
ISSN 2160-0295 (Print)
ISSN 2160-0317 (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