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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火者李洪林

2013年12月28日,在思想中国的新年联欢会上,在喧闹的欢笑声中,一个清癯的老者,安静地坐在主桌上,桌牌上三个黑体大字:李洪林。

李洪林!联欢会上嘉宾云集,但却只有这三个字击中了我。

他的《读书无禁区》,他的《四种主义在中国》,迅速地闪过了我的脑海。我没想到,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也来了。

我在后面默默看着他陌生而苍老的背影。在我成长的路上,他的文字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年轻的时候,李洪林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学者,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一些文字。

我当时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课本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不过,彼时的大学学习,都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哲学系的年轻学生,除了指定的马列原著选读,通常会有更广泛的阅读,以寻找更好的人生指引和分析框架。1980年代,也正好是文革之后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的人,除了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寻找人道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来区分僵化的教条为现实改革服务外,更多的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著作成了阅读的时尚。

李洪林的文字属于另外一种,是建立在个人思考基础上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省思,按照今天的认识,其实还是一种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即唯物史观。

彼时的我还没有学会学习的方法,读书总是逮着什么读什么,毫无章法逻辑。但即便如此,我偶然撞到李洪林先生的那些文字和图书,却像闪电划破暗黑的天空,于我有一种开蒙的意义,丰富了我的世界。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的两个作品于我影响最大。

一是《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刊发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

李洪林先生在文章中诘问:“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李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

李先生反对由“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决定,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

李先生批评说:“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

他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

当然,今天重读《读书无禁区》,依然振聋发聩,因为那些“为民做主”的聪明人,那些慈祥的父爱主义者并未远离我们的生活现实,还竭力要为我们当家作主。

不过,此文有一个重要的点,过去常被轻忽,李先生在文章中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

直到几年前,我们这个社会才重提要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落实还有待观察,这一圈兜得实在太远了。

我最初读到此文时,是在图书馆。多年以后,我最终找到了刊发这篇文章的杂志,如今它与我收藏的其他许多本《读书》一起,安静地躺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

1988年,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李洪林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四种主义在中国》,我当时就购买阅读了。

李先生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形容说,“如果说中国是个大舞台的话,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看到:已经过去的封建主义、不曾经历过的资本主义,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作为远景的共产主义,都在来回走动”。

我后来跟朋友们讨论分析中国社会,常借助于李先生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比如说在中国这条高速公路上,既有小卧车,也有解放牌卡车,还有公交车,甚至自行车驴车都在上面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混乱不堪无章法的写照。

恰恰是混乱不堪无章法的治理手法,最终导致复杂的问题不仅没有能够解决减轻,甚至交杂了更加复杂的因素。

这么多年过去了,与过去相比,不仅有传统的四种主义,更有它们可怕的杂交变异的后代们,它们中最坏的一面常常最容易媾合,而成为牢不可破的神圣利益同盟,深深地加害着中国社会,让我们普通人难有正常的生活。

可惜了李洪林先生的如炬目光,即如他个人的命运。

如今《四种主义在中国》这本书,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我也已很少翻动,或许蒙上了灰尘。但无论如何,在当年,李先生的文字,就像那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盗到人间的火,照亮了我的前路,直到今天,回味起来,依然内心涌动。

看着他的背影,我不敢前去打搅,只是默默向老人遥致敬意。

 
当期期刊
MSC cover 2021-issue2
ISSN 2160-0295 (Print)
ISSN 2160-0317 (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