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晚，正和朋友说着话，网上传出李洪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狠狠地拍打桌子，啊啊地叫出声来。

从春节就一直说去看望老先生，那时他还没有查出癌，那时他太太病重，后来病逝。记得苏里初五给老先生打电话时，先生说：过几天吧，我最近也比较累，要调整一下。我们知道，这时候看望和打扰是有些一致性，就不时地问候几语，以表关切。

4月，听说老先生也病了，我给少民，李洪林先生的公子，发微信说：人手不够需要帮忙时，我们一定可以的。

4月下旬，听说老先生被确认是癌，我们非常感叹，但还想着，癌在年长的人身上长得慢些，况且肺癌相对好控制。与此同时我们家人也有肺部查出重症的，整个4月一直忙着学习、研究和决断治疗方案，几乎没有喘气的时间。

也是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努力一件事，以老先生当年在《读书》上的文章手稿校样为元素做成书包，早日送给老先生。老先生有书法功底，不仅文章响亮，字也极美，如其文一样，有所传达。

做书包的想法3月31日得到老先生的同意，然后我出差一个月。5月中开始扫图、清晰化、设计，昨天深夜也就是今天凌晨才和设计师及工厂确定了最后的尺寸、颜色、矢量文件图等。凌晨4时我向制作方发出微信：本周我要看到样包！

哪里想到我的动作还是太慢、太慢，每天都有各种不可预料的事情生出。

可是我答应过老先生会送他一些，会给他送去！

刚才我给少民发微信：“少民真是对不起！”同时把图样发给他。

他回我：真好，我父亲会满意的！

我再次听到时代走远的声音。耳在鸣。

除了当年惊读《读书》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与李洪林先生的缘份起于2004年。

那年万圣做了一个系列活动计划，试图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社会转型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化事件”做一回顾。《读书》杂志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2004年又恰逢《读书》创刊25周年，所以那年9月，在沈昌文沈公和吴彬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借万科西山庭院的巨大会所，与万科的广告制作公司合作，搞了一次规模不小、历时两个多月的《读书》杂志特展。

展览的总前言是沈公写的“春潮涌动《读书》时”。至今还记得接沈公这篇前言时那种被感染的激动。我们把这个前言喷绘在近4米高、3米宽的大展板上，展板用多层实木固定矗立，洋红的颜色，非常醒目。

沈公写道：

在改革开放的大纛下，中国出版界十几位元老……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办了《读书》杂志。

这份杂志，篇幅不大，印装不靓，但是却在过去多少年头里，高举启蒙思想大旗，大胆地向统治中国多年的传统愚昧观念宣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文化人的心目中，《读书》从来是思想解放的先头部队和生力军。它最早提出“读书的自由”，批判为读书设禁区，为思想设牢笼。它主张“人的太阳必须升起”，为结束神化和愚昧化打响第一枪。

《读书》的号角已经响过一二十年，今天回顾，它的声音仍然是响亮有力的。

记得那年我和苏里夜晚去沈公家取他藏的所有各期《读书》，我首先翻找1979年4月的创刊号，因为上面有李洪林先生那篇响亮的文章：“读书无禁区”。

沈公又从编辑部借出当年的许多珍贵手稿，郑重地交给我，一纸箱。很多如今已经不在世的老人的手稿，真是几乎当时所有文化名人的手稿。

还有照片，创办《读书》的老出版家、老编辑的照片，他们和作者的、许多老文化人的照片，《读书》杂志举办各种活动的照片，也是一纸箱。

沈公把这两箱东西交给我，连个目录收条都没要，就直接放我们车上了。我当时心中回响的声音是：我一定小心存放，一定不出问题，一定完璧归赵。一年多后，我才有机会把这两个纸箱，一个纸屑都没少地交还给吴老师。交出去后我为其悬着的心才放下，我知道，那里面的东西有多珍贵。

就这样，我看到了李洪林先生“读书无禁区”的手稿，看到了许多关于读书是否有禁区的“读者来信”。记得那篇手稿有十余页，题目从“打破书的禁区”改为“读书无禁区”，我相信这个过程有很多值得记述的讨论，这个应当由沈公和吴彬老师他们写回忆。

我们订做了两个玻璃柜，像放钻石般，把手稿放进去锁上。因为手稿很多，基本上只展示第一页，其它页只能叠放在首页下面。但只有李洪林先生这篇，是订制的两个厘的有机玻璃板，双面夹起来，再用广告钉固定到墙上，每一页都给了单独的展示位置。

从《读书》杂志早期目录上可以看出，当年围绕这篇文章引发了长达两年有余的讨论，只有一个关键词：禁区。读书到底有没有禁区？读书的禁区在哪里？什么类的书可以有禁区？什么类的书不需要禁区？因为是投稿筛选的文章，讨论有水准，不同意见并存，热烈而真诚。

自那次讨论后，中国的出版确如漫长的十年冬季望见一丝春光，深河坚冰触到一阵暖意，铁幕一般的窗子被推开一条缝隙，中国，迎来了最热烈，最广泛，最具吸引力，也最普及的民众读书热潮，中国的出版迎来了最辉煌、最有生命力、对公众生活最具影响、对整个国家最具影响的时代。

为了这个展览，当年我和苏里还跑到西四的一家牌匾店订制了20个《读书》创刊号的木刻书，书面、目录页都是原书的数字扫描文件，电子刻印的。我把那些厚厚的，很有分量的木刻书交给沈公，请他转送给为特展提字或演讲的嘉宾，比如陈原先生、丁聪先生等等。现在我手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一直珍藏在卧室的书柜里。

2004年，启蒙早已落下了帷幕，中国社会转型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但那以后的中国连滚带爬地、咣铛咣铛地导上新的战车，十字街口的各种可能性，便又消解在全球化、互联网……的奔腾中。

那以后，我只偶尔记起来参加过特展的前辈、朋友，来不及回顾。后来，当年来过的老人不断去世，每有一位，我都会想《读书》特展时与他们的一些往事。

再后来沈公来万圣的次数也少了，我们也总是嘴上念叨着、心里想着去看他，可不知为何总在时间上心有余力不足的。我也常想念吴彬老师，我们还是一墙之隔的老邻居呢。

2015年底，距我们搞《读书》特展一晃十年，我在美国南方的诺福克，第一次见到了李洪林先生的公子，也已年过半百的少民兄。少民太太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而我一进门一边脱鞋寒暄，一边就看到了挂在旁边一面墙上的“读书无禁区”几字墨字。其实那面墙前当时并没有开灯，玄关的灯使其在暗影中，孤清而凌冽。

我当时就想，我该为这个历史事件做点什么了。这是我的责任与缘分。

就这样，在我和少民见过一晚之后，应我恳请，李洪林先生抱病为我们手书了“读书无禁区”，本来说我们去看望他时给我们。

也是应我恳请，少民兄也给我手书了这几个字，他的字是家传也是天赋。今年4月底，我从美国带回来了。我会把这两幅珍贵的手书做个好的装置，长久展示在万圣。

少民兄的墨宝“读书无禁区”收到上幅墨宝的同时，托朋友把我从中国翻箱倒柜找出的当年我们编辑印制的《<读书>特展纪念集》寄给了少民，我自己手里也只有几本了。

当我写完上面的文字，整理出插图，距我得知李洪林先生去世已经四个小时了，我以上面的匆匆行文向他致敬，纪念他的那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的文章。

1979年至今，36个年头，读书有没有禁区在那两年早已讨论完毕。后来我们承那些前辈们的努力之福，读到很多很多好书，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许多没有禁区的好书。

李洪林先生千古！